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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五十五章:重庆谈判

  第二百五十五章:重庆谈判 (第2/2页)
  
  委员长转身走了,但在这一刻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羞辱:近二十年来,他不断地表示一定要把“祸匪”斩尽杀绝,甚至数次宣布m已被他的军队“击毙”,可这个人现在就站在自己面前,不仅和自己针锋相对,还敢嘲笑自己的政权不稳。眼前这个长期与他对抗的“匪首“如不受到惩罚谁人还能服从他的政府?他领导的国家还能称得上是有尊严的国家吗?
  
 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,且又慢慢松开。兹事体大,扣押m容易,如何收场就值得商榷。米苏公开保证过他的安全,一旦有事必会对我施压,届时不仅有损国府声誉,还奈何他不得,岂不是鸡飞蛋打?
  
  短短的十余步中,委员长的心态就从愤恨莫名转为云淡风轻,大丈夫不逞口舌之利,一切还要看实力说话,他不相信430万正规军还打不过120万泥腿子。
  
  桂园,是张治中租赁下的一处小楼,此时已成为延安统帅的临时住处。
  
  “委员长果然没有谈判诚意,这几天的谈判中都是我们再说,他们则是哼哼哈哈的搪塞,一看就是毫无谈判准备。”楼下的会客室里,王若飞气愤地说。
  
  周先生习惯性地双手抱在胸前,笑着道:“我们对他本来也没有抱什么希望,到这里来是向民众说明我们期盼和平的愿望和诚意,有没有结果并不重要。”
  
  “可是这样拖下去,主席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,看看外面那些明目张胆的特务,那里有一点对我们的尊重。”
  
  正在专心读报的统帅放下报纸,吸着烟说:“我的安全暂时还不成问题,委员长想要‘留客’,也要看全国民众答不答应。
  
  委员长当年可是厉害得很啦!我mzd被追得东奔西跑,好不难堪哟!可今非昔比,我现在坐在这里,他还要设宴款待,这就是民心,这就是天下大势。
  
  我们不要理会他们的阴谋诡计,越是这样越要走出去,要让各界人士了解我们,支持我们,走群众路线,听广泛意见,影响越大,我们就越安全。”
  
  在延安方面提出的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之后,延安方面再次作出重大让步:不但承认委员长的领导地位,承认国民党政权,而且舍弃了“联合政府”的提法,只要求“参加政府”。当然,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,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。
  
  而委员长则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:“余以极诚对彼,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,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,并要编组其****四十八万人,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,最后将欲二十四师为其基数呼?****诚不可以理喻也。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!”
  
  在委员长看来,m和***人依旧是“匪“,之所以还要与延安周旋,正像他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那样:“目前与奸党谈判,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,以拖延时间,缓和国际视线,俾国·军抓紧时机,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。待国·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、交通线,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。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,即以土匪清剿之。”
  
  谈判就这样拖拉但却忙碌中进行着,周先生他们也十分疲惫,但是只要还有和谈的希望,他们就必须坚持下去。
  
  在这期间统帅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。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、冯玉祥、谭平山、柳亚子、张伯苓;民主人士张澜、沈钧儒、罗隆基、章伯钧、黄炎培;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、章士钊、马寅初;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、于右任、陈诚、白崇禧等。还会见了苏、美、英、法等国的驻华使节,反复说明延安的基本主张。
  
  周先生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,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。这些活动,使延安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。这种同情和支持,是促进这次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  
 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,1945年10月10日,双方代表终于签订了《政府与*代表会谈纪要》,即双十协定,并公开发表。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、政治民主化、国民大会、人民自由、党派合法化、特务机关、释放******、地方自治、军队国家化、解放区地方政府、奸伪等问题。
  
  10月9日统帅向委员长告别并进行了一次长谈,委员长颇为感慨地说:“我们都要老了,五十多岁了,还能有多少时间?你我之间的问题,始终都要解决,始终要搞出个名堂。否则的话,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,何以对天下百姓?
  
  你要走,我也留不住你,还是那句话:你我携手合作,这天下事就会好办很多。我们彼此保重吧。”
  
  10月11日,统帅离开重庆返回延安。
  
  “余为共党今日计,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,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,而在政治上、经济上竞争,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。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,努力完成,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,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。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,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。”委员长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。
  
  回想起他和m在重庆的多次接触,委员长觉得延安的这位领袖越来越不好对付了。对于国家的未来,更有荆棘丛生的感觉,不过,他仍然充满自信,并且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,他可以战胜延安,战胜那个喜欢吸烟的湖南人。
  
  委员长一生作过许多错误的判断,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。历史证明,委员长非但没有能够控制m,没能够战胜延安,相反,倒是延安在三年的时间里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并且将他永远地赶到了海峡彼岸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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